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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气和用人艺术怎么并用

导读:正所谓时势造英雄,但英雄却不能凭一己之力打天下,他必须有得力的下属辅佐方有所成,因此笼络下属,利用下属的才华便是每个成大事者必备的手段。如果说

义气和用人艺术怎么并用

正所谓时势造英雄,但英雄却不能凭一己之力打天下,他必须有得力的下属辅佐方有所成,因此笼络下属,利用下属的才华便是每个成大事者必备的手段。

如果说上司是下属最直接的贵人的话,倒不如说下属是上司最根本的贵人,没有下属的合作,光杆司令是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的,因而重视下属的作用,便成了有所作为之人的共同特点,军阀混战时的东北王张作霖,便是懂得依靠义气和用人艺术笼络人心的人物。

张作霖在1917年进驻奉天以前,谈不上用人之道,统治土匪出身的狐朋狗友,靠的是所谓“江湖”义气。

众人与他臭味相投,患难相交,又都是“绿林兄弟”,其中较有名的有张景惠、汤玉麟、张作相等。

这些人出生入死,为张作霖卖命,立下汗马功劳。

进入奉天后,张作霖大肆网罗人才,他深知以前的帮兄帮弟,打家劫舍、冲锋陷阵没说的,但匪性难改,办大事不行。

于是,张作霖极力寻求文武人才。

其后有一批曾受过洋学堂军事教育的文武人才投到他的门下,如袁金铠、王树翰、王永江、刘尚清等,这些人为张作霖出谋划策,起到了智囊团的作用。

杨宇霆、姜登达、韩春麟、常荫槐等受到洋学堂军事训练的人后来成为张作霖手下的得力武将。

原来为张出生入死的哥儿们对张作霖任用的新人颇不服气。

一次,王永江逮捕了一名无赖军人宋某,为此,汤玉麟纠集了一伙人找到张作霖。

汤玉麟说:“天下是军人用枪杆子换来的,王永江凭什么功劳高高在上,来管军人。

”张作霖大怒,骂道:“枪杆子能打天下,不会治天下,你们懂得什么?给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。”

张作霖统治众人的手段主要靠江湖“义气”,使部下服服帖帖,甘愿为他卖命,成为他坚实而牢靠的靠山。

由于他善于笼络人心,使他在土匪中有极高的威望,使他成为这帮人当然的领袖。

在笼络下属的本事上,蒋介石比张作霖做得更绝。

他有一个小本子,里面记载着许多人的字号、籍贯、亲缘及一般人不大注意的细节,凡是少将以上的长官他都要请到家里吃饭,四菜一汤,简朴之极,作陪的往往只有蒋经国,采用这种不请别的陪客的家宴方式显得更加亲热。

蒋介石请部属吃饭后,总要合一张影。

他与孙中山有一张合影,孙中山先生坐着,他站在孙先生背后,他与部属合影也摆这个模式。

他常对众人说:“叫我校长吧!你们都是我的学生。

”如果不是黄埔学生,他也很慷慨:“哦,予以七期登记吧!”这样就提高了部属的身价。

蒋介石给部属写信,除了一律称兄道弟外,还用字号,以示亲上加亲,他很懂得人情世故。

蒋介石不仅熟记部属的名号、生辰、籍贯,而且连其父母的生日也记得很准,往往在他提起某将父母的生日时,使该将受宠若惊,十分激动。

第十:二兵团副司令官雷万霆调任他职时,蒋介石召见了他,蒋介石说:“令堂大人比我小两岁,快过甲子华诞了吧?”雷万霆一听,眼泪都快出来了,颤抖着说:“总统日理万机,还记着家母生日!”

蒋介石说:“你放心去吧!到时我会去看望她老人家,为她老人家添福增寿。”

雷万霆自然死心塌地就成了蒋的“依靠”。

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杜聿明在徐州为蒋介石打仗卖命时,蒋介石从小本子上查到了杜母的生日,他立即命令刘峙在徐州举行仪式,同时又令蒋经国亲赴上海,送去了10万金圆券的寿礼,并且在上海举行隆重的仪式。

这个消息传到徐州,杜聿明十分吃惊,因为陈诚因病去台湾疗养,蒋介石才批5万!

蒋介石如此厚待杜聿明,无非是视其为战争取胜的依靠,让杜为他拼命死战而已。

蒋介石对部属很能区别对待,爱官的给官,爱钱的给钱,爱地盘的给地盘。

像陈布雷这样不爱官、不爱钱的旧知识分子,他又区别对待,在陈布雷50岁生日时,为陈书写“宁静致远,淡泊明志”八个大字,并附书:“战时无以祝寿,特书联语以赠,略表爱慕之意也。”

蒋介石这一招起到很好的效果。

“宁静致远,淡泊明志”八字出自诸葛孔明的名言,陈布雷接到蒋介石亲书的这八个字,感慨万千。

他常说:“蒋先生给我这八个字,使我特别感奋!淡泊为立身之本,宁静为处世之要,淡泊则与世无争,宁静则坚忍不拔,和我平日自勉正直平凡相表里。

能守正,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,他物所引诱,自然宁静;甘平凡,则透彻了解本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的贡献。”

平平淡淡的八个字,使陈布雷认为蒋介石对他“知其最深”。

陈布雷兢兢业业为蒋效力,在蒋家王朝日落西山时,陈布雷以自杀表示了他对蒋的忠诚。

即使在遗书中陈布雷还说:“布雷追随二十年,受知深切,任何痛苦均应承担,以期无负教诲……我心纯洁质直,除忠于我公之外,毫无其他私心。”

蒋介石十分重视网罗社会名流,他赞成刘备三顾茅庐得孔明。

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,蒋介石的亲信黄郛向蒋推荐了杨永泰,黄对蒋介石说:“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,胸罗经纶,足以佐治,凡吾所能者,畅卿无不能;畅卿所能者,有时我还不及,国家大计,望公商之。”

蒋介石立即约见杨永泰,二人纵谈国内外形势,分析统一的谋略,杨洋洋万言,深得蒋的赞许;蒋则以为遇到了天下奇才,心中暗喜。

蒋请杨作为自己的智囊,杨再三推辞,蒋效法刘玄德三顾茅庐,才请出杨永泰。

杨永泰出任蒋幕僚长,蒋以宾师之礼待之,事无巨细,都与杨相商,言听计从,二人常常彻夜长谈,如晋桓公遇管仲一样,如鱼得水。

杨永泰得蒋知遇,十分感激,死心塌地为蒋出谋划策。

杨永泰的大红大紫,引起陈立夫的强烈不满,陈立夫的“中统”勾结“军统”将杨枪杀于武汉。

杨永泰临死之时,左右问其遗嘱,杨永泰说:“吾早知必有今日,身已许国,为国而死,去复何恨?所可惜者,有志未遂。

国祸方长耳。”

就这样,蒋介石笼络了众多的下属作为他的依靠,也成为他发家的重要原因。

——引自延边人民出版社《关系决定成就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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